观影 |《梨泰院杀人事件》：法律的二难悖论

法律的真谛在于维护正义，但绝对的正义是难以企及的，甚至有时候为了实现保障被告人人权这个正义，而不得不放弃对被害人正当性权益的守护。《梨泰院杀人事件》用鲜血淋漓的案例真实再现了法律固有的这种二难悖论。

1997年，韩国大学生赵重弼在梨泰院一个汉堡店的厕所内被刺9刀身亡。现场有两名目击者Pearson和Alex。

鉴于梨泰院属于美国驻军所在地，Pearson又是美国军方家属，美陆军犯罪侦查队调查后认定Pearson有重大作案嫌疑。案件移交给韩国检察机关后，朴检察官在审查案件过程中，传唤了证人Alex。

证人Alex 详细描述了当时的情景：

案情似乎再清楚不过了。

然而，此时Pearson翻供，辩称杀死被害人的是Alex，并描述了截然相反的案情。随后，朴检察官根据尸检报告认定Alex是凶手，而Pearson被定以藏匿凶器罪名。但是，随着调查的深入，两人似乎都有作案嫌疑，案情陷入胶着，检察官却始终无法逼近真相。最后，经过律师强力辩护，Alex被以杀人证据不足释放，而Pearson已经获刑一年刑满释放。

最后的结局是没有人对被害人的死承担责任。

现代刑事司法理念发展过程中，证据裁判、疑点利益归被告人、一事不再理规则的确立，赋予了弱势的被告人与强悍的公权力进行抗衡的资本，被视为人权保障的集大成者而得到法律学术界和实务界的津津乐道。

然而，《梨泰院杀人事件》提醒我们，看似再完美无缺的规则，总是可能在骨感的现实面前“折戟”。

在朴素的情感价值判断下，被害人死了，应当有人为此偿命，而公平正义的法律成为家属唯一可以信赖的精神支柱。然而，法律却站在被告人一面，用证据裁判原则推导出一个冷酷无情的结论：Alex被释放。

当家属认为，既然Alex无罪，那么就说明Pearson有罪，因为杀人者必定是两人之一，却因为Pearson已经刑满释放，又遭遇到“一事不再理”的掣肘。

被害人母亲在看似无懈可击的法律程序面前，发出了绝望的呼号：“他们没有杀人，那到底是谁杀死了我可怜的儿子？”

其实，这个疑问不仅仅困扰着被害人家属。

作为深谙这些刑罚价值理念的执行者，朴检察官和辩护律师，他们在内心深处，也在不断的诘问。一审判决Alex有罪，并被处无期徒刑时，朴检察官在昏暗的办公室对死者说：“不要感谢我，只要告诉我一件事，真的是Alex做的吗？”死者无言的惨笑之后转身消失在无尽的黑暗当中，这是对那些看似高大上的现代刑事司法价值理念的嘲弄，也是对人类有限认知的无奈。

而辩护律师在帮助Alex洗脱罪责之后，目睹其对女朋友顺口带出了那句关键的“I will show you something cool，come with me”并且饶有兴趣的讲述那晚发生的事情时，脸上流露出来的是怀疑、错愕、愧疚，抑或只有自己才能懂的复杂表情。

狭小的厕所内，无辜的被害人惨死于刀下，在场的只有两个嫌疑人。要么是其中一人，要么是两人共同所为，每个人心知肚明，却在有限的证据和正当性程序面前，对嫌疑人无计可施，任由其逍遥法外。

客观上这是人类迈向司法文明所必须付出的代价，而主观上却是执掌司法权柄者身为自然人认知的局限性所致。无怪乎有人说：二选一其实不难，难的是要遵守法律程序，更难的是推翻自己。

尽管一开始，朴检察官根据法医认为凶手比较高大的推断，认定Alex是凶手。但随后他发现Pearson也脱不了嫌疑，证词的诸多漏洞令他对自己当初的判断产生怀疑。可是检察官的职责要求他必须抓出明确的凶手来告慰死者。他只能通过对比现有的证据，努力还原出法律上的事实，把可能性最大的一方作为凶手送上法庭。

就这样，结案的压力和案情的复杂纠结到一起，令他陷入到前所未有的迷茫，以至于在犯罪模拟现场，他忍不住去纠正Pearson的错误，企图帮助对方努力向自己认定的事实靠拢。案件的客观真相在种种因素的干扰之下已经面目全非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随着2009年本片的上映，一度淡出公众视野的“梨泰院杀人事件”重回舆论漩涡，要求对此案进行重新调查的呼声高涨不断。

韩国检方向美国提出了引渡嫌疑人阿瑟·帕特森的申请。帕特森被逮捕后，接受引渡审理。韩国检方也于2011年12月以涉嫌杀人的罪名对帕特森提起了诉讼。

但这一切仍然只是建立在其具有最大嫌疑的基础之上。

究竟是谁杀死了被害人？或许只有植根于当事者内心深处，道义良心上的谴责，才可能倒逼出最终的真相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