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酒驾式”打假引发热议，法律人如何看？

很多人可能都有过购买假货的经历，深受假货之害的恐怕也不乏其人。今年 3月15日“国际消费者权益日”前夕，适逢全国两会召开，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在微博上发声，呼吁“两会代表委员”推进相关立法，并建议要像抓酒驾一样打假。该提议引发了社会各界极大的关注，以及各类媒体的热议。

有一种观点认为，假货充斥市场的主要原因，在于当前的法律对打假的力度不足。

阿里巴巴所公布的一份统计数据，似乎也能够与之相呼应：2016年，阿里巴巴共排查出达到入刑标准（销售额超过5万元）的制售假线索将近4500条，其中的1184条被执法机关接收，能够依据现行法规进行刑事打击的469例，到目前为止有刑事判决结果的仅仅33例，连总数1%的比例都不到。

因此，“打假需用重典” 的呼声不绝于耳。什么是“重典”，马云给出的建议是：销售一件假货拘留七天，制造一件假货入刑。

那么，推行“酒驾式”打假，是否就真的能治好“假货泛滥”这一痼疾呢？作为法律人，我们可以对此深入探讨一下。 

“酒驾式”打假固然在交通领域起到了立竿见影的作用，但这一做法是否就是包治百病的“灵丹妙药”？况且，“入刑”本身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，如果全面推行是否会引发什么“后遗症”？这些都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。 

在讨论假货入刑这个问题之前，我们必须先来看看“假货”的定义是什么。

一般认为，具有“假冒伪劣”属性的商品，就是“假货”。为了更好地讨论这个话题，我们可以通过举例来细分说明一下，“假、冒、伪、劣”之间的区别：

假：如果将一双不是牛皮材料（可能为猪皮，当年甚至还有纸皮）的鞋子，当做“牛皮鞋”销售，此为“假”，这种形态，老百姓通常称之为“挂羊头卖狗肉”；

冒：虽然皮鞋的材料确实为真牛皮，但冒充其它的知名品牌进行销售，此为“冒”，这种形态，老百姓通常称之为“冒牌货”；

伪：皮鞋的材料确实为真牛皮，也没有冒充其它品牌，却通过所谓的“明星”、“专家”代言 ，虚称或放大该鞋具有治病保健之功效，此为“伪”，这种形态，老百姓通常称之为“名不副实”；

劣：皮鞋的材料确实为真牛皮，也没有冒充其它品牌，也没有夸大功能，但由于材质不佳，或者工艺粗糙，产品的质量不高，此为“劣”，这种形态，老百姓通常称之为“以次充好”。

以上四种形态，虽然都可以算作“假货”，但其性质及其社会危害性却很不一样。比如某种产品虽然质量低劣了一些，但其信息披露完整，并没有“ 以次充好”的意图，对此是否应该被认定为“ 假货” ？又如，对于消费者“知假买假” 的行为，消费者应该怎么认定？

以前文所提到2016年阿里巴巴向有关部门提交的线索为例，其中“假、冒、伪、劣”各种形态的占比各是多少？如果实行“酒驾式”打假，随着“入刑”门槛的大幅度降低，那么，符合“入刑条件”的商家无疑会大幅度增加。

而作为超大型商业平台的阿里巴巴，客观上就具备了对于入驻商家“起诉”、“不起诉”、“免予起诉”的“民间检察院”的职能，这中间是否可能会出现“选择性举报”的情况？

对此，又该建立什么样的机制，来确保其行为的公正性，并对其进行必要的监督呢？

就当前的情况而言，我国的立法资源、执法资源、司法资源都是非常有限，甚至可以说是非常紧缺的。别的不说，自从司法机关实行“员额制”以来，大量入额法官、检察官夜以继日高强度地工作，仍然难以处理大量增加的案件，如果再面对呈“井喷状”出现的“假货案件”，本就超负荷工作的司法干部就是浑身有三头六臂，恐怕也难以抵挡。

仍以前面的例子来分析，根据现行刑法标准，阿里巴巴一年的线索举报线索就有4500条，能够依据现行法规进行刑事打击的约为10%，到目前为止有刑事判决结果的更是不到1%，这从一个侧面也可以反映出当前司法资源的紧缺。那么，如果将入刑标准降到5000元、500元、50元，甚至5元，将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？恐怕入刑标准每下降一个量级，达到入刑标准的“犯罪”主体就会上升一个量级。

因此，如果真要实现如马总所建议的适用“销售一件假货拘留七天，制造一件假货入刑”这样的低门槛的话，恐怕突袭式立法、运动式执法，救火式司法的情形就很难避免。

更何况，网络销售平台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地域界限，买家和卖家分布于全国各地，而执法、司法却有严格的地域限制，因此，立案以后调查取证工作量惊人且难度颇大，这就有可能会出现生产销售企业人人自危，执法监管部门疲于奔命，司法机构应接不暇的状态，这样的局面，对于我们建设法治环境并无好处。

“酒驾”首先是一种交通违法行为，但是，除了“酒驾”之外，道路违章行为还有很多，如“不按信号灯行驶”、“违章停车”、“不系安全带”等等，这说明道路违章的形态十分多样化。

那么，既然推行“酒驾入刑”起到了很好的效果，而大家又都痛恨道路违章行为，那么，是否应继续推行“闯红灯入刑”、“违停入刑”等措施呢？

通常的道路交通违法行为，虽然构成了违法，但只有当其造成严重的损害结果，才有可能达到《刑法》规定的“入刑条件”，这就是通称的“结果犯”；而“酒驾”，考虑到其对公共安全威胁很大，因此当其符合特定的条件时，只要查实有“酒驾”的行为，即使没有损害结果的发生，也可以入刑，此为“行为犯”。“酒驾入刑”法理上的意义，就是将“酒后驾车”这一严重影响社会公共安全的行为，与普通的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区分开来。

在道路交通安全问题上，我们赞成将社会危害性极大的“酒驾”入刑，但是，这并不代表可以随意将这一理念和做法扩大到其它的交通违法行为，从而将所有的交通违法行为都“入刑”。

同样的道理，在打假问题上，我们也赞成对某些严重的制售假行为进行严厉打击，甚至推动其入刑。但是，我们同样并不主张随意扩大 “假货入刑”的适用范围，如果不分青红皂白，将所有的“制售假”行为全面“入刑”来处理，听上去固然大快人心，但极有可能引发其它的一系列问题。

这是由刑法必须保持足够的谦抑性所决定的，刑法是一种代表公权力的公法，涉及到对公民人身自由和权利的剥夺，故而具有极其严格的适用条件及适用边界，如果一味通过公权力的扩张去解决社会问题，哪怕其愿望是良好的，但有可能会形成严重的社会后果。

中国打假的决心早已有之，此前也曾经开展过多次强力打假的行动，但时至今日，假货问题依然严重，由此可见，消灭假货，不仅需要重拳打假的决心，还需要综合治理的耐心，可以说，打假是治标，综合治假才是治本。只有做到标本兼治，才能最大限度地消除假货呢。

前面，我们从类型上，将假货区分为“假、冒、伪、劣”四种主要类型；根据其所形成的危害结果，可以大致区分为以下三种形态：

形态一：对消费者的人身安全构成伤害，或形成重大安全隐患的。

这种形态的“制售假”行为，通常是涉及到诸如食品、药品等安全问题，对此，我们不能坐视等到此类行为“损害结果”的出现才出手治理，应该比照“酒驾入刑”，采用“行为犯”的认定方式，在其“行为实施”阶段就要进行制止和处罚。

形态二：侵犯消费者财产权益的。这种形态所引发的争议。

大部分情形发生在民法领域内，且主要通过经济手段来处理。除了极少数情节十分恶劣，且构成严重危害结果的，才应该涉及“入刑”。

形态三：侵犯其它生产厂商的财产权益的。

这种形态通常表现为一些不正当竞争受顿，对于此类争议，通常适用知识产权法、反不正竞争法等法律，采用市场主体和监管方共同约束的模式进行规范。

由此可见，只有区分假货的不同形态，准确地确定其所适用的法律领域，其措施才更有针对性。只有法律、行政、市场多种力量同时发力，将有利于打击制售假行为，提升其违法成本。

在提升制售假违法成本的同时，也需要降低消费者维权难度。在现行的法律体系下，这一问题的矛盾还是比较突出的。

对此，需要通过机制创新，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方式，降低消费者维权成本。

直接的方式是完善集体诉讼机制。互联网销售模式的终极目标是：“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”，突破地域限制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依法维权的困难，解铃还须系铃人，应该考虑引进“互联网+法律”的模式，建立集体诉讼机制，便于消费者维权，并能给制售假者形成巨大的威慑。

间接的方式是大力推广强制保险机制。目前，买家维权的另一个难处就是等到发现问题，要么商家人去楼空，要么厂家倒闭关门。对此，可以考虑逐步推行商品强制保险机制，先从一定金额的大件商品开始试行，买家遇到任何质量问题，都可以找保险公司理赔，这样，不仅有利于保障买家的权益，还可以引进第三方力量，监督厂家提供产品质量。

假货的大量存在，客观上也反映了社会上各种“急功近利”的价值取向，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中，往往会出现粗制滥造大行其道，精工细作毫无市场的“逆淘汰”现象。

要构建一个更加良性，更富创造力的市场，就必须建立正向淘汰的市场机制，其方向和路径除了加大打假力度，增加制售假的违法成本；提高信息透明度，减少信息不对称现象之外；引导消费习惯，自觉抵制假货。

除此之外，还需进一步加大电商销售平台的责任问题，如要求平台公司对于所销售的商品，一旦被认定为假货，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，甚至实行“先行赔付”制度。通过实行这一制度，不仅可以增加消费者权益的保护，更可以倒逼互联网销售平台严格审核入驻客商的资信，并加快建立征信及评价体系，使得制假造假者无所遁形。

“酒驾式”打假，不管其本意如何，多少表现出希望毕其功于一役的急躁心态，而浮躁的心态，本身就是产生假货的一个重要社会因素。因此，要消除中国市场上的假货，决心当然需要，但同时还需要必要的时间和耐心。